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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麦和中国之关系，正如一个人和她的女朋友的男朋友之关系一样，几乎没什么关系。要有，也不是什么大张旗鼓的关系，顶多是自作多情的关系。虽然有那么多人宣称超喜欢侯麦（包括我在内），但一个人怎么可能既喜欢《阿凡达》又喜欢侯麦呢？
《阿凡达》在中国引发的狂热再一次证明（上一次是《泰坦尼克》），和中国有着大张旗鼓之关系的，一直都是好莱坞。这关系已经一百多年了，虽然几经波折（主要是50年代初中国反对“亲美、崇美、恐美思想”那会儿，可怜的中国观众很难看到好莱坞电影——不过有证据证明，即便是那会儿，在上海这个死不悔改的崇洋媚外的大城市，仍然有人偷偷地看好莱坞电影，甚至有供销社干部以请人看好莱坞电影为诱饵，企图腐蚀坚强的供销社女店员），但是从来就没有分开过。
当我说侯麦和中国“几乎”没什么关系时，我是想谨慎地有所保留：因为在更深不可测的层面上，侯麦恰恰有可能和某一个业已消失的“中国”产生非常奇特的共振关系。那个业已消失的“中国”，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世界。是思想大于行动的世界。是踌躇不前、退避三舍的世界。是青年男女为情欲而灼烧的世界。是这种情欲因其灼烧而产生了活力的世界。是言说情欲胜于表演情欲的世界。是情欲和自然相得益彰的世界。是素食主义者的世界。是生态平衡的世界。是节气分明的世界。是诗歌和散文的世界……每一部侯麦的电影，都以俏皮的方式反射出古代中国这个令人愉悦的情欲世界，而这个情欲世界曾经征服过十八世纪的法国。安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专辟两章论述了“中国助长了欧洲的艳情”。法国人在接触中国的艳情文学之前，恐怕不太会谈情说爱的。而现在，一些打算重新学习谈情说爱的中国人却反过来要向西方人学习如何谈情说爱的，中国人学习得如此勤奋，如此不分场合，以至于发生了“吻瘫”人家机场的豪华浪漫事件。中国人是很好的学生。（顺便说一下，这个学生让我想起了《绿光》中那个偶然出现的、胸部长毛的、想和Delphine套磁的、让Delphine退避三舍的男人。）
侯麦的电影里，却似乎很少能够提供这种浪漫——如果浪漫就是一定要把某个场合搞瘫痪的话。相比之下，因其过于拐弯抹角，声东击西，顾左右而言他，难免会使我这样的半吊子影评人将上下而求索而不得。因此，我就产生了质疑：作为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作为整天想着买房买车的我们，到底有多需要侯麦？假如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他的古怪的为人处事（例如，他毕生从没有拥有过一辆自己的车，也很少坐出租车，房间里从来没有安装过电话等等），那么我们凭什么说真的能理解（更不用说迷恋、钟情、陶醉、崇拜）他的电影？

就在昨天，我们几个人兴高采烈地飞车前往中国电影博物馆，在570平米（宽27米X高21米）的超大银幕上看了这个瑰丽的世界，和一些人宣称被“震呆了、沮丧、一句也说不出来”相反，我一直很兴奋，晚上做梦都梦见那个世界的植物（特别是像极了水母的树精灵），以及像极了国贸周边的“火树银花”的火树银花。
就在今天上午，我去学校监考，兜里还放着昨天的电影票，见人就问：“你看了《阿凡达》了吗？”有的说看了，有的说还没看，有的说看不到，有的说明天看。（只有极个别人说不去看。这太不可信了。）
然后今天中午，监考回来，有同事就给我发短信，说侯大师去世了，让我“节哀顺便”。他知道我一向宣称是侯麦的“粉丝”，而且是“超级粉丝”。他去世得似乎不是时候啊，特别是对我这个“超级粉丝”来说，昨天看《阿凡达》所带来的兴奋还没有彻底消失，今天我的偶像就去世了，让我……怎么“哀”得起来啊？
继而想：他老人家是不是被我这样的“伪君子”给气死的啊？？！！
继而又想：那他是不是今后就不再拍电影了呢？
继而又想：那我这样的“伪君子”是不是今后就彻底解放了呢？
我想，至少离彻底解放不远了。掐指一算，这世界上也没剩下几个让人郁闷的电影大师了。从1998年黑泽明去世开始，那些个让人郁闷的大师们就相继离去，有时甚至一对一对地离去（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如果还有谁赖在这个世界上准备出其不意地让人郁闷那么一两次，那可能就是贝拉·塔尔了。他已经把他的制片人给郁闷死了，下一批受害者可能就该轮到他的观众了。
这太不厚道了。尤其是在这个金融危机、全球变暖、大家都不容易的世界上，看一场半天才回过神儿来的电影，还不如回过神儿来之后投资一部惊险刺激的谍战片或恶搞片呢！
或许，电影解放人类不过如此：无非视听刺激而已。指望用电影给人们一点精神慰藉，或者清教徒式的拒绝感官刺激，最后只能被逐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市场——中国。穷死、饿死不说，还被穷死得、饿死得不政治正确。
最后，理所当然地，就只剩下了《阿凡达》和麦当劳。

而我突然想起来：下个学期，我还要给学生们讲欧洲电影呢！——这该怎么讲啊？

附：2001年我写的两篇关于侯麦的文章：
1、侯麦：情爱动力学的大师
2、柏士浮：一部被讲述的电影

再附：妖灵妖写的《侯麦在上海》